解放前夕的校园生活往事
（北平女一中1947年8月——1948年12月）
1950届初中毕业生 李若莉
一、47年8月的开学典礼
我是新生，分在初一丙班。开学典礼，全班学生坐在礼堂的前两排。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虽不明白，却看得一清二楚，至今记得非常深刻。
当时看到有许多佩戴着清华、北大校徽的大姐姐们也来参加我们的开学典礼感到非常奇怪。后来他们还对台上的人发出质问；尤其有位大姐姐冲上讲台将正在讲话的“督学”叼着的香烟一挥手就给打飞了，我们都惊呆了，不知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有些担心害怕。直到2000年才从母校纪念刊物“根深叶茂80载”中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和全过程，怪不得那位“督学”的话讲不下去，就从讲台旁边的窗子逃走了。开学典礼也就这样宣告结束。
会后我们才发现校园内到处贴了标语，内容大都是“反对解聘进步教师”，“反对迫害进步教师”。标语上进步教师的名字我只记得椿子霑老师（椿姓少有故好记，而且后来他是我们英语老师）。
上世纪70年代偶与同届的一位同学谈及此事，才知当时校门口已经被许多持枪的宪兵把守住了。她当时因为如厕离开礼堂，有个老师叫她不要再回礼堂开会，直接回家了。这是她出了校门亲眼看见的。
二、“六块肥皂”
记不得何时开始、由谁倡议、哪些同学带头的，班里掀起了办墙报的热潮。或许这就是陈葆华、陈芷华（姐妹俩）、支祥云、王丽德几位同学参加民主青年联盟（47年12月）后组织的活动之一吧。
墙报的文章同学自己写，包括读书心得、对周围事物评论和看法、散文、诗歌、寓言童话……题材广泛，内容生动。不少同学除了上课用的作文本之外，还一本小本子专门用来练习写作，并互相传阅。
办墙报是自发的，三三两两自由组合。我也参加了一个组合，一共六个同学，互相称兄道弟。“大哥”张颂华、“二哥”迟慧彬、“三哥”李玲、“四哥”房秀生、我是小五，小六李纪芙。我们自己知道幼稚不成熟、遇事浮躁，所以初时取名叫“六个浮躁”，后来就用其谐音“六块肥皂”。我们的墙报取名“巨浪”，由我负责画报头。
那时张寿康老师教我们语文，与同学关系很好，有时候还邀请我们到他家里玩（和平门附近）。一天他发作文本，逐个点名上台去领取（平时都是课后自己上讲台桌上拿），个别的张老师还说了悄悄话。我们六人之中有四人都被张老师悄悄地耳语几句。她们回到座位上毫无表情，闭口不谈此事，挺神秘的。轮到我了，老师一句话都没说，只看了我两眼（小六也如此）。至今我也不知道老师对他们说的“悄悄话”的内容，或许与我们“六块肥皂”的墙报内容有关？！也许是其他内容。但是肯定都是为了她们好。
三、一双童鞋
解放前的女一中设有劳作课，规定作为主课之一，考试成绩不及格要影响升级。高中设烹饪课，专门的烹饪教室离我们教室不远。
劳作课的老师姓朱，据说是北师大毕业，年龄稍大，和蔼可亲，样子还跟同学的外婆差不多，故同学在课内外都叫她“姥姥”。
姥姥教刺绣一学期。全是绣花边，从“狗牙”开始，直到抽丝绣蝴蝶、花卉。同学间可以互相切磋，互相模仿。绣好的花边有2—3寸长，每人都贴了一本子，足有百条左右。期末交予姥姥评定成绩。学刺绣花钱不多，收获不少。
又一个学期姥姥教我们做鞋，从起样到绱鞋、楦鞋（用碎布楦）的全过程，都在课堂上做，姥姥逐一指点，个人独立完成。我那双鞋是给小妹妹做的。
小妹妹三岁多，身体极差，因家里穷病了只能熬着。那天父母看她实在不行了才去医院。医生说她必须立即住院。于是父亲向亲朋借来一枚戒指，去当铺换来钱准备第二天去住院。不料妹妹当夜就“走”了。这个妹妹从出生到死没穿过一件专为她做的衣裳，只有这双鞋。妈妈问我能不能让妹妹把鞋穿了“走”。我极为作难：我是她姐姐，鞋本来也是为她做的，应该让她穿走。可是，又不能让她穿走，因为第二天劳作课必须交给姥姥评定成绩，鞋让她穿走了，我可就不及格，害怕留级。我大哭了一场。妈妈理解了我，第二天鞋交上去了，我得了83分，之后给了同学的弟弟穿了。为此我的内心留下了遗憾，好长时间我非常内疚。可怜的妹妹，你哪怕晚“走”一天也好啊！就差这一天呐！过了好多年之后，妈妈仍不许我们提起此事，一提起此事她老人家就极为难过。
四、一首打油诗
“远看是座庙，近看是学校。吃的是窝头，住的是冰窖”。这首打油诗我入学不久就听说了。它是一首对住校学生生活的真实写照。尽管生活差，大家（包括走读生）还是很热爱自己的学校。能在女一中读书就有自豪感。认为自己的学校就是“第一好中学”（女子二字可以合成左右结构的“好”字）。学校里的寄宿生不算多，冬天里宿舍很冷。其实在教室里上课也一样很冷。
食堂不大，用的是过去的花房。部分在地下，地上的部分朝南一面全是玻璃窗。一条长长的桌子放在房子中央，大家站着吃饭。公用的大菜碗，几个木桶盛放主食。我进去过一次，看到的是高粱米饭、拌芹菜。经常吃的是窝头。住校老师和同学一样待遇。这样的食堂、这样的饭菜，恐怕和今天161中学食堂有天渊之别吧！？
学生中也有一些家中富裕的，但更多的是穷学生。许多同学家远中午带饭。穷家子女带的饭天天就是玉米饼子或窝头加一块咸菜疙瘩。学校里有一个小灶间供给开水。家境稍好的同学就带一个饭盒里面装着饭和菜，放在灶头火眼周围加热。我家太穷，要么是窝头咸菜，要么是白薯，偶尔能带个窝头再买一把花生米，就觉得很不错了。
其实那时拿白薯当饭的不止我一个。校门口有一个老头（光头、精瘦、没牙说话漏风）在卖烀（即是半煮半蒸）白薯。白薯本是植物的块根，而他卖的白薯不是“块”而是根，两三个手指头粗细。吃起来还有根须子。白薯熟了，码在锅的一侧，剩下不多的汤像蜜一样，用刷子刷在白薯上，好看也好吃，却很便宜，供学生买来充饥。每当中午放学，老头就对着同学喊“熟啦！熟啦！”随着就是同学们的一片喊声“煳啦！煳啦！”那老头也不生气，反而跟着笑。他每天总能卖光他的一锅白薯，赚点小钱养家。
五、音乐老师米黎明
第一次见到米老师时，脑子里马上想起一首歌：
“三轮车上的小姐真美丽，西装裤子短大衣，眼睛大来眉毛细……”
这是当时的一首流行歌曲，用来形容有钱人家小姐打扮妖艳、腹中空空，除了吃吃喝喝之外什么也不会。同学们原以为米老师打扮时髦也是属于那种“小姐”，只会唱几个歌罢了。不久我们就发现自己错了，改变了对她的看法。
米老师对同学非常亲切。每堂课都从声乐训练开始，逐个把同学叫到琴旁个别训练，还系统讲解乐理知识。教的第一首歌就是那首“女中学如一炉火……”的校歌。初中毕业时班内不少同学可以识谱练唱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的优秀歌曲及经典的名曲播放多了，不少都是那时学过的，现在还能跟着哼，甚至连歌词都没完全忘记。
米老师说她“从50年代起钻研中学音乐课的特点……”，“从声乐训练和唱歌入手，将基本乐理、视唱、练耳、歌曲欣赏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其实早在教我们时她就已经开始了。他爱学生、爱事业，谁也不会忘记她。
六、丁益吾老师的诗朗诵
我们丙班的教室在学校的最南端，也就是现在的操场的南侧，学校的南大门的西边。教室的南墙有两个气窗，窗外就是西华门大街，靠近中南海的东大门。教室的左边紧挨着一间厕所，接着就是中南海的高墙了。教室里如果喧哗，墙那边的人就能听见。估计中南海东大门的守卫也能够听见。
丁益吾老师也教过我们语文课（时间不长）。第一课，丁老师做自我介绍时就说：我的名字取得不好，人不能只想‘益吾’。有一天他来我们教室，好像是下午，（不是上课）给我们朗诵了一首诗——他的新作“江南好”，可惜我只能记得它的大意。开头是“江南好啊！江南好……”诗中描绘了江南的秀美风光，颂扬了历史上江南人才辈出；同时也直白地痛骂了江南出的贪官污吏；评点了时局政要。他自始至终大声地朗诵一气到底。我那时就想：老师今天怎么啦？！同学们都在担心被墙外有人听见，替他捏了一把汗。有人问他：“丁老师，您这样写，这样朗诵，不害怕吗？”丁老师说：“我不怕，我一个穷教员怕什么？”真的，他的确是一个穷教员，单身，住在学校里一间小屋子里。他好像是江南人，在北京没有亲人没有家。生了病没有人管，不去医院，躺在床上忍着。班里很多同学去看望他，见他没吃饭就去食堂替他打饭——竟是两个不大的窝头，他不想吃，最后他坚持让同学们分着吃了。
我永远感谢丁老师对我的关怀。不光因为吃过他的窝头。我铭记的他的教诲：“人不能总‘益吾’”；他还资助我报考高中时的报名费；最后是一边批评我占了几个位子（指同时考取几个学校），一边还给我开了保送国立高工的证明。因为他知道我家太穷，而国立高工管吃、管穿、管住、管学习，是供给包干制。所以我会永远记住他，感谢他。
七、高中的大姐姐给予的关爱
常到我们丙班来“玩”的学姐们的名字如今我一个也没记住。只记得她们带我们中午不回家的同学到中山公园后门外的河中去溜冰。用的是她们的冰刀鞋，她们教我们，并保护我们。和她们一起看望生病的老师时，骑她们的车，夹在她们之间，受她们的保护。她们说“事”给我们听，带我们去看话剧“白毛女”。还教我们唱歌跳舞……。总之，那些大姐姐们对我们特别亲近，关系特别好。来我们班“玩”的时间都在中午或者下午放学以后。
大姐姐们教我们“掀起你的盖头来”（民歌）连唱带跳地描述新娘如何的美。最后掀起盖头一看，新娘却是个丑八怪。开始我以为这是一种开玩笑的游戏，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是映射老百姓开始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后来大失所望。原来别的学校的学生也都跳这种舞。大姐姐们还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和用高尔基的诗句谱写的“囚徒之歌”。这样的活动是不能让学校当局知道的。为此，大家也有应对的办法。这可就得先说一说我们丙班教室前的那棵老杏树啦。这颗老杏树，年年花满枝头，硕果累累。我们在树下聊天、背书、讨论功课、当然也爬上去摘过那些让人流“哈喇子”的小青杏。对我们丙班而言，老杏树和它的树荫，就是我们教室的延伸部分。
当时管学生的训育主任（女），她常来巡视。老杏树下的同学老远就可以看见她来了。于是教室里就改做其他事了。
大约48年底临近解放，忽然有两三位熟悉的大姐姐不见了。据说是“祖母有病了”或“姥姥病了”向学校请了假。过了些天她们臂戴黑纱回来了。后来又听说她们“奶奶”、“姥姥”根本没去世，黑纱是戴给学校看的，每天回家不到家门口就把黑纱摘下，藏起来不能给家人看见。那些天她们到哪儿去了？干什么去了？很幼稚的我也不敢多问。
八、北京解放前夕（1948）的那次校庆
学校通知各班同学准备校庆节目，我们班不知天高地厚，决定拿出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囚徒之歌”。
如何做出的的这个决定我记不得了（我不是班里的骨干决策者）。全班大部分同学（包括我）都参加了。我觉得歌新鲜，别班同学不会唱，所以我参加了。别的同学的想法估计和我差不多。
训育主任要审查节目，按她的要求，我们把歌纸和参加人名单交给她了。这事不久就被高中大姐姐们知道了，告诉我们名单绝对不能交。我们方知事态严重——名单是要不回来的。
真是人多力量大。同学们又商量出一个主意——偷回来！于是名单上的同学集体出动，大部分人把训育主任团团围住，与她说理。因为她查歌是谁教的，同学们坚持回答她“自己学的”，因为米老师已经教会了我们识谱、视唱（这事至今米老师可能都不知道）。再由四五个同学（包括我）到训育主任的办公桌上翻找名单。结果我们大获全胜。记得名单拿到手之后大家簇拥着回到教室，别提多高兴了。后来听说，训育主任为此很无奈地说了一句话，意思是：红色浪潮来了，挡也挡不住！
如今在我脑海里，找不到1948年举行过校庆的影子。可能是由于形势紧张没有进行。
九、结束语
2000年后，我从纪念册“根深叶茂八十载”中了解到学校的光荣历史；弄清楚了1947年8月开学典礼上发生的那些事的前因后果；明白了我们丙班为什么那么活跃。与同届的甲班、乙班比起来，显得进步势力大得多。原来是有进步组织在指导我们。
班里的活动，我能积极参加，不是因为我觉悟高、政治上有倾向、或有责任感。而是出于正直、单纯、爱凑热闹、家里又太穷， 所以成了大姐姐们的“关心对象”，有活动总是叫着我。
我们初一丙升初二丙，但到了初三却不是初三丙。为了均衡各班“力量”，学校把我们初三的甲、乙、丙3个班打散了重新组合，组成了一、二、三3个班。我被分配在初三一班，当了体育委员，班主任是刘植荃老师（我们的语文老师）。
不知我说的这些事，现在的同学们是不是相信。我再表白一次：都是真实的，没有虚构。
2013年3月10日